“新儒家”学术潮流中的代表人物——贺麟

贺麟，字自昭，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中等科二年级，1926年夏毕业于该校高等科。1926年至1930年，先后在美国的奥柏林、芝加哥和哈佛三所大学学习，受到系统的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严格训练。1930年夏，赴德国柏林大学系统学习和研究黑格尔哲学一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42年出版《近代唯心论简释》，1945年出版《当代中国哲学》，1947年出版《文化与人生》，此三书确立了他在当代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家”学术潮流中的重要地位。1950年，贺麟译《小逻辑》出版。1955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一级研究员；“文革”后出版了多本著作和译著，获得数项学术奖；担任中华全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中文《黑格尔全集》编译委员会名誉主编等。

贺麟一生的学术活动有一个独特之处，即深入了解中西哲学各自的正宗来源，并使这两大主潮互参互比，发生实质性的接触或对话，以求中国思想的新生命。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搞学术者所应有的“直捣黄龙的气魄”。他看出近代的中国人在与西方文化打交道时的一个根本缺点，即只知道从外表、边缘、实用方面去接近西洋文化，而不去努力明了其根本或“大经大法”。这不仅表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而且在涉及引入西方哲学思想并创造新哲学时，依然是只从外表、边缘和实用方面着手，从而达不到“西人精神深处的宝藏”。如他所言：“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实验主义，生机主义，尼采的超人主义，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英、美新实在论，维也纳学派，等等，然而代表西方哲学最高潮、须要高度的精神努力才可以把握住的哲学，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从康德至黑格尔两时期的哲学，却仍寂然少人问津。”对这样一条西方哲学的主干，他有时称之为：“唯理论”，更多的时候则称之为“唯心论”或“理想主义”。在中国方面，他心目中的正宗本源乃是儒家思想（及一部分道家思想），尤其是这思想的“最高潮”———宋明儒学。所以他讲：“在西洋，最伟大的古典哲学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在中国则有孔、孟、老庄、程、朱、陆、王。”

在他看来，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危机。而“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但复兴并不能靠固守旧垒、回光返照达到，而必须卧薪尝胆、“舍己从人”、以死求生。所以，所谓“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儒家思想必须对西方思想的主流开放，“华化、中国化、儒化的西洋文化”。所以，其关键就“在于中国人是否能够彻底地、原原本本地了解并把握西洋文化；因为认识就是超越，理解就是征服。真正认识了西洋文化便能超越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民族文化”。

这是一种可能受到两面夹击的立场。一方面，谁敢保证“理解就是征服”，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舍己从人？另一方面，“华化、儒化”了的西洋文化是否还是真实的、有生命的西洋文化呢？贺麟之所以有信心提出并在自己前半生的学术活动中践履这种主张，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从黑格尔那里学得了“辩证法”这样一个方法，即在否定自身，转向他者和转化他者之中赢得更真实、更丰满的自身的方法。这也正可以见得他主张“直捣黄龙”、领会西方大经大法的用心所在，因为辩证法正扎根于西方哲学的正宗主流里。不回溯到巴门尼德、芝诺、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费希特，就无法真正理解辩证法的学理脉络。反过来讲则是，辩证法如果不深浸于文化和历史的海洋中，就只是干枯的概念构架，就无法实现其具体内容。贺麟自始至终都对文化历史充满了思想的兴趣，认为它们具有哲学的实在性。虽然我们不能说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等同于海德格尔讲的解释学存在论，但他对“理”与“文化”及“历史（时）”，或“辩证法”与“人生经验”的有机关系的重视在解释黑格尔的学者中算是很突出的，具有“精神现象学”的见地。同样，他所理解的儒家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绝不只是伦理学说。

贺麟一生的最大两个成就是：（一）沟通中西主流思想的方法论，由此而为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找到一条新路。（二）对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的精当阐发和翻译，使之生意盎然地传入中国。他的学术活动所具有的深刻性、丰富性和影响力不能用“新心学”或“新黑格尔主义”以及这两者的融合表达尽。因为理学、道家、斯宾诺莎、其他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学说等等也是他思想中有力的活要素。